王龙

　　王龙，男，1983年9月生，中共党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考古研究所负责人。在吐鲁番的戈壁滩上，王龙扎根二十余载，他头顶烈日踏查坎儿井，用双脚丈量过1108条地下“生命渠”；他带着团队深入天山峡谷，让天山深处沉睡千年的古遗址重见天日，用真心讲好文物故事。

　　扎根戈壁 脚步量出的“活档案”

　　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正式启动，王龙担任“坎儿井专项普查队”队长。他带领队员逐村开展摸排工作，每天凌晨五点天还未亮就出发，赶在气温升至40度之前开始一天的普查任务。他们跟随当地老乡，从村里的“涝坝”(蓄水池)出发，前往戈壁深处的“竖井”。最远的一条坎儿井，他们需要徒步十几公里才能到达。口渴了，就喝一口清甜的坎儿井水；累了，就和老乡在树下休息，听他们讲述“祖辈挖井取水”的往事。在普查过程中，村民们自发组织，请来熟悉情况的老人担任向导。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详细讲述每条坎儿井的“身世”：哪条是清代修建的，哪条曾在旱灾年份挽救了庄稼，哪段明渠的石头是全村人齐心协力搬来的……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王龙带领队员用一年时间完成了1108条坎儿井的实地踏查工作，记录下病害位置、保存状况等10万余条数据，为后续的坎儿井保护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活档案”。

　　到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时，王龙的普查范围从绿洲扩展到了天山峡谷。作为吐鲁番市普查指导员，他牵头开展了“天山孔道专项普查”工作。他带领普查队伍爬悬崖、穿峡谷，新发现了古墓葬、岩画、居址等74处文物点。他感慨地说：“每多发现一处文物点，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就更加完整一分。”

　　立足田野 用手铲解读丝路遗产密码

　　如果说文物普查是“摸清家底”，那么田野考古就是“解读细节”。王龙手中的手铲，在吐鲁番这片土地上“挖掘”出了太多动人的故事。从石窟寺的壁画残片，到墓葬中的墓志铭文；从景教寺院的文书残页，到古道上的岩画遗迹，在近20年的考古生涯里，他以田野为课堂，以手铲为工具，为丝绸之路的文明密码增添了鲜活的注解。

　　吐峪沟石窟，是王龙田野考古生涯中最“亲密”的伙伴。作为古代高昌地区开凿时间最早、年代跨度最长的佛教石窟群，这里的每一块崖壁都承载着千年佛国的记忆。自2010年至今，他参与或主持的吐峪沟石窟考古发掘工作，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揭开了历史的真相。在沟东区南部，他们发现了四级寺院建筑群，讲堂、僧房、庭院的布局清晰可辨。出土的金铜佛像、汉文佛经写本、棋枰、念珠等文物，让僧众的日常生活从文献记载走进了现实世界。原来，这里不仅仅是礼佛的洞窟，更是一个僧团修行、生活的完整社区。

　　在王龙的田野考古版图中，“多元”是始终不变的主题，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的发掘就是最好的证明。考古发掘不仅揭示了景教教堂的完整布局，更从出土文物中看到了文明互鉴的生动画面：叙利亚文的景教文献与汉文佛经写在同一张纸上，景教寺院的斗拱结构源自中原传统建筑风格，北宋的“熙宁元宝”钱币与玉雕十字架在同一处遗址出土……这并非简单的共存，而是深度的交融——寺院的工匠运用中原技术建造房屋，商队带来的内地钱币成为当地的日常流通货币。

　　守正传承 真心传下的文明火种

　　多年的田野考古经历，让王龙深刻认识到，文物的生命力，不在于被陈列在博物馆的玻璃柜中，而在于流传在老百姓的口口相传里。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王龙和队员们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成为了当地老乡们的“文化顾问”。考古发掘期间，他们驻扎在遗址附近的村落，村民们也参与到考古工作中，和考古队员们一起在白天发掘历史遗迹。闲暇时，王龙会主动到村里走访，了解民情，激发基层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情。他向村民详细讲述当地的文化历史脉络，让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王龙说：“在吐鲁番考古，每一铲下去都可能触及历史的脉络。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些历史的‘脉络’重新贯通，让丝绸之路遗产的密码，在当下的阳光下清晰呈现。”这或许就是一位边疆考古工作者最质朴的追求。

　　二十多年来，王龙的“装备”发生了变化：纸质笔记本换成了电子记事本，普通相机换成了数码单反相机。但不变的是，他蹲在遗址边认真记录的姿势，给老乡讲文物故事时眼中闪烁的光芒，以及为新发现遗址而激动得彻夜难眠的习惯。他说：“我是考古人，更是文化的‘翻译者’，我要把土里的文化密码翻译成老乡能听懂的话，再让他们讲给更多的人听。”

　　如今，王龙依然带领团队在吐鲁番的田野上忙碌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串联起千年的佛教石窟、天山深处的居址和岩画。他笔记本的字里行间，记录着文物与百姓、历史与当下的温暖对话。正如他常说的：“文明的火种，需要我们用脚步去探寻，用真心去传承。每多讲一个故事，就多一个人愿意成为文明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