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群英

　　唐群英(1871年12月8日-1937年4月25日)，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女权运动领袖、女权主义先驱、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辛亥革命功臣、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投身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立下奇功。首倡女权，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她被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曾授勋“二等嘉禾章”。

　　10岁时，唐群英就央求父亲教她剑法，勤学苦练之余，她还常常组织周边的孩童扮作宋军、辽军“打仗”，并自称“穆桂英”挂帅出征，迎战“辽军”。当时，女子都要缠足，名门千金更得有一双“三寸金莲”。一开始，唐群英以为缠足不分男女，就忍痛接受了。没想到哥哥居然不缠，而且健步如飞，认为是母亲偏心，就联络两个姐姐采取一致行动扯掉裹脚布。姐姐胆怯，她就独自扯掉了。被母亲发现，又强行裹了起来，几经缠缠扯扯，所以，在同胞姐妹中，唯有她不是“三寸金莲”，而是个半大脚。

　　之后，唐群英开始攻读中国典籍，以及《木兰词》《烈女传》《精忠岳传》之类的作品，既能写一手好诗文，又能骑马击剑。望着这个果敢豪迈文武双全的女儿，唐星照感叹道：“如果是个儿子，必能光耀门楣。”唐群英听罢反问：“是女儿，就不能光耀门楣吗?”她能文善诗，15岁时唐群英曾写过“邻烟连雾起，山鸟放晴来”的诗句，被塾师称为“女中奇才”。在四个姐妹中，群英最为父亲所钟爱。她也“尝以不能易髻而冠为恨”。

　　1890年，唐群英的父亲去逝。1891年，20岁的唐群英遵父遗命(一说从母命)嫁与湘乡荷叶曾国藩的堂弟曾传纲为妻。可是刚过几年，女儿和丈夫就相继病逝。按照当时的封建传统和曾家的族规，她要在婆家守节，才不失为“名门闺秀”。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冲破夫死守节的封建桎梏，毅然“大归”，定居于“是吾家”。当时，外侮频仍，国势日蹙，康梁等人正在力倡变法维新。唐群英在家中日习诗文，博览群书，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她在《读大同书感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犹在沧浪里，誓作踏波人。”自矢，表达了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

　　同盟大姐

　　唐群英在丈夫家的日子里，有缘结识秋瑾、葛健豪，遂成知交，后来3个人被誉为“潇湘三女杰”。秋瑾的婆家和曾家有近亲，秋瑾嫁到湘乡荷叶的王家以后，与唐群英毗邻而居，亲戚加邻居，两人来往密切，被后人誉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

　　1901年秋，唐群英听秋瑾谈及亲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情景，慨然说道：“国之兴亡，匹妇亦应责无旁贷。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是人皆有责!”1904年春，秋瑾在北京冲破封建阻力，赴日本求学。1904年秋，唐群英在湖南得到消息后，她应秋瑾之约，立即追随而去，东渡日本求学。唐群英先自费考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成为秋瑾的同学。两年后，她又转入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因成绩优异，由湖南当局改为官费生。

　　在东京求学期间，唐群英结识了刘揆一、刘道一、黄兴、赵恒惕等湘籍人士。1905年5月，唐群英经黄兴、赵恒惕介绍，参加了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的华兴会，成为华兴会唯 一的女会员。对于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一事，当时会员们意见不一，而唐群英支持黄兴的意见，赞同联合，因而深得黄兴赏识。1905年7月28日，黄兴带着唐群英去见孙中山。在交谈中，唐群英向孙中山谈及自己对于男尊女卑的反感，表达了“天下兴亡，人皆有责”的主张。孙中山当即赞道，“革命首先是唤醒四万万同胞，女同胞觉醒的还很少，群英女士是第一个走进革命队伍里的女同胞，是榜样，是二万万女同胞的带头人。”

　　1905年8月20日，华兴会与兴中会合并成立中国同盟会，她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女会员。由于唐群英比相继加入中国同盟会的何香凝大3岁，比秋瑾大6岁，所以，中国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双枪女将

　　1906年7月，唐群英与王昌国发起组织的留日女学生会成立，她当选为书记。1906年10月，黄兴和宁调元在日本创办杂志《洞庭波》，唐群英是该刊的积极撰稿人。她在《洞庭波》第1号上发表了八首七绝，一时在革命志士中广为传诵，深得孙中山和黄兴的赞许。

　　1907年12月，唐群英在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在毕业仪式上，唐群英撰文致词，慨然写道：“然女师女范，昭然于史册者，若班氏木兰伏女辈，当时轻视女学，犹能独往独来，卓绝古今，使有以提励之，则其造诣又当何如也?无如积聩不振，女权陵夷，学识幽闭，遂成斯世困屯之形。溯国运盛衰之际，又岂非我辈担负女教责任之时耶?”充分表达了振兴中国女学的决心。

　　当时，中国同盟会在横滨设有弹药制造机关，唐群英就前去学习制造弹药和使用枪械，同在这里学习的还有刚刚加入中国同盟会的秋瑾，以及方君瑛、陈撷芬、林宗素、蔡蕙、吴木兰等人。之后，唐群英又利用假日到神乐坂武术学会练习枪法。

　　秋瑾就义的次年(1908年)，唐群英回国。此行目的，一为探望生病的母亲，同时也是受中国同盟会委派，回国宣传中国同盟会主张并联络各地革命者发动武装起义。临别时，孙中山赠诗一首：“此去浪滔天，应知身在船。若返潇湘日，为我问陈癫。”前两句表达的是孙中山的关切之情，而后两句则暗藏了革命指示。果然，唐群英回国后开始在湖南联络革命同志，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久，她“执教鞭于赣宁诸省”，迅速与正在长沙秘密活动的中国同盟会成员陈荆(即陈癫，字树人)取得联系，并奔走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联络革命党人。

　　在陈荆的积极配合下，唐群英策动过三次起义：一次是1909年春，策划湘乡永丰起义，流产未成；一次是1909年5月30日的湘潭花石起义，正式打出“花石起义军”的旗号，痛击清军，初战告捷，后因清军援兵大增，寡不敌众而归于失败；一次是1910年4月，趁长沙抢米风潮，策划长沙起义，因负责军事指挥的焦达峰远在武汉，群龙无首，坐失良机而未能成功。

　　1910年6月，由于国内环境恶劣，活动困难，按照黄兴的安排，唐群英再次赴日本，以考入东京音乐专科学校作掩护，深入开展留日女学生运动，动员女界“与男子奋袂争先，共担义务”，投身反帝斗争，以“救国家之危亡”。1911年秋，唐群英回国向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报到，并随即在上海发起并领导了多个女子团体，与张汉英在上海筹建女子北伐队。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首先响起枪声，唐群英设法将黄兴护送到武昌，指挥战斗。接着，她与张汉英组织了“女子后援会”，向社会各界募集物资钱粮送往前线。随后，又挑选青壮女子组成“北伐军救济队”，奔赴战地，救护伤兵。

　　1911年11月初，江、浙两省组织联军北伐。唐群英便将她率领的有400名队员的女子北伐队列入江浙联军编制。同月下旬，抵南京外围时，联军主力担负攻城主战，女子北伐队和何奇伍团奉命在玄武门助攻。由于联军子弹太少，再加上南京据长江天堑，又工事坚固，南京城久攻不下。唐群英事先挑选8名女性精兵组成小分队，混入城内，伺机杀死守门清兵，唐群英乘机带领全体女军士兵迎面冲击，致使清廷两江总督仓皇出逃，南京胜利光复。此役耗时近一月，既是革命军对清廷的致命一击，更堪称辛亥革命成功的奠基之战。从此女子北伐队声名大振，“双枪女将唐群英”名震一时。

　　1912年2月1日，在南京临时政府召开的庆功会上，她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确为第一批授勋之开国功臣，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不愧是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以表彰其功绩。

　　女权领袖

　　1912年2月初，南京临时参议院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约法草案中没有“男女平权”的条文。唐群英以女子后援会会长名义，与张汉英一道，于1912年2月20日在南京联合筹组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要求中央政府给还女子参政权”。26日，她向参议院递交《女界代表唐群英等上参议院书》。在此期间，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3月20日，唐群英趁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

　　1912年4月8日，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四象桥湘军公所正式成立。唐群英主持大会，说明“以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参政为宗旨”。大会宣布了十一条政纲：一、实行男女权利均等；二、实行普及女子教育；三、改良家庭习惯；四、禁止买卖奴婢；五、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六、禁止无故离婚(只指以后自由结婚者)七、提倡女子实业，八、实行慈善事业；九、实行强迫放脚；十、改良女子装饰；十一、禁止强迫卖娼。出席这次大会的男女嘉宾3000余人。大会通过了章程，选举唐群英为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发表了《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宣布：“吾党今 日冲决网罗，扫除障碍，其第一步之事业，即在争取公民之地位。”为此政治权利“当挟雷霆万钧之力以趋之，苟有障碍吾党之进行者即吾党之公敌，吾党当共图之。”4月12日，中华女子参政同盟会向各省都督、各政党、各报馆发出通电，拒绝承认无理剥夺女权之《临时约法》。

　　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后，女子参政代表也随后联合北上，继续要求参议院承认女子参政权。中国同盟会内以宋教仁为首的改组派屈从他党意见，公然将原同盟会政纲中“主张男女平权”的内容删掉了。唐群英等闻讯，冲进改组会议会场，提出强烈抗议。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时，新党纲中仍未恢复“男女平权”条文，唐群英与沈佩贞、王昌国、伍崇敏、傅文郁等十余人盛怒之下围打宋教仁，林森出面调停，还未交口，也挨了一下。她随即书写《驳诘同盟会传单》，抨击宋教仁等。同时致信孙中山。1912年8月27日，沈佩贞、唐群英二人又拜谒孙中山，力争男女平权。孙中山婉言解释此事实行之难，两人与他发生激烈争执，沈佩贞悲愤之下，“哭声震天”。1912年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召开联合大会，到会女子200余人，公推唐群英为临时主席。沈佩贞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反劝唐群英，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唐群英听到这番话后作何感想，后人不得而知。她的确几次上书和面见孙中山要求修改《约法》，确立女子参政权，不过，最后她还是听从了孙中山的劝导，暂将此事放在一边，并迅速与宋教仁协调一致，把讨袁计划放在首位。

　　1912年9月4日，唐群英发表《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唐群英宣言书》，此后她劝说女界领袖不再在国民党内纠缠，而是和国民党一起对付袁世凯。9月5日，唐群英分别拜见了宋教仁、林森，为掌掴事件致歉，宋、林二人均表示理解。此后，唐群英在北京设立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并任本部总理。唐群英和该会实业部长沈佩贞、教育部长王昌国在北京创办了女子工艺厂、中央女学校。她还创办《女子白话报》、《亚东丛报》，复刊《神州女报》。

　　1912年12月9日，唐群英得知北京临时参议院否决了她和其她女界领袖提交的要求补订《女子选举法》的意见后，在与议长吴景濂的辩论中称：“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付办法。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有参政权，亦必不承认袁为大总统!”后来，她在《女子白话报》上发文抨击袁世凯政府。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取缔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并查封《女子白话报》，禁止湖南《女权日报》在北京发行，对唐群英悬赏一万银元加以通缉。唐群英因事先得知消息而逃走，幸免于难。

　　女学先驱

　　1924年，主政湖南的赵恒惕推行立宪自治，唐群英与王昌国、葛健豪等人倡议恢复了湖南女界联合会，最终使湖南省宪政委员会同意在《湖南省宪法》中列入如下条文：“无论男女，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二十一岁以上男女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受义务教育以上的各级教育权”。

　　1912年10月到1930年，唐群英先后在北京、长沙、衡山等地创办中央女学校、长沙女子法政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等近十家学校。唐群英创办女学的目的，旨在丰富女界知识，唤起女子觉醒，使广大妇女团结起来，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实现自我解放，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因此，她办学的原则：一是在普及妇女教育过程中，努力提高她们的斗争意识；二是实行职业教育，增强妇女参加社会活动的本领。她创办的岳北女子实业学校，其课程设置除和一般学校一样外，还开设有实业课，分音乐、书法、刺绣、缝纫、编织、剪花等门类。学生上午学文化，下午学实业，可根据个人爱好，学习一门乃至几门实业。由于课堂教学密切联系社会实践，学以致用，颇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在提高女生的斗争意识上，最为突出的成效是为1926年岳北农民运动培养出了一批敢说敢斗的有革命觉悟的娘子军。她们在白果成立女界联合会，剪掉长发，放开裹脚布，高举红旗，走向了革命。为鼓动女生放脚，唐群英还编了一首《放脚五字歌》，歌词写道：“女子最可怜，自小把足缠。痛苦又难看，行路实困难。父训恪妇道，母命实难违。苦了我女子，有苦也难言。奉劝姐妹们，再勿把足缠。放足行千里，自强争女权。”这首歌在白果一带广为流传，为鼓励妇女冲破封建罗网获得自主的权利起到切实有效的作用。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湖南，唐群英闻风响应，率领全校师生投入了这场反帝爱国斗争。经过实践斗争的锻炼，在她身边学习过的女子，后来大都参加了革命，一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农运、妇运的骨干。

　　1926年，女界联合会的进步女性和男子一道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会周围，斗土豪，参加减租退押等一系列斗争，并大闹祠堂，对封建族权族规展开了猛烈的冲击，打破了“女流之辈不得进祠堂入席”的禁锢。当 时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调查的毛泽东听说后连声称赞“干得好”。并说：“各地女界联合会的干部都像你们这样，就能使成千上万的妇女从封建桎梏里解脱出来，投入农村大革命的洪流。”这些当年参加岳北农民运动的妇女骨干，绝大部分都是白果虹茶亭女校和岳北女子实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唐群英的进步思想和斗争风格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发扬光大。

　　息影家园

　　在创办女学的过程中，唐群英负债累累，致使其晚年的生活拮据困难。1935年3月，唐群英应老同盟会员张继等人的邀请，来到南京。起初，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拟聘唐群英为“国府顾问”，未果；每月发给她生活补贴200元，但数月后即停发。于右任、张继、居正等老同盟会员为此不平，联名上书。其中写道：“唐同志群英女士，以湘上名嫒，幼承家训，早岁东渡日本，追随总理革命。讨袁之役，几遭不测。晚年息影家园，景况萧条。中央曾以补贴，但数月即停。革命以还，女界牺牲亦钜。空山硕果，尚冀我中央有以始终成全之也。”后来，唐群英在南京挂了一个“党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和“国策顾问”的头衔。

　　1936年秋天，唐群英因体弱多病，带着在南京自置的一幅留学东京时的瓷像，回到湖南老家。

　　1937年4月25日，唐群英病故于“是吾家”老房，遗骨葬于衡山新桥唐族墓地。